爱看《读书》。因为……

谁都有自己的“过去”,在日常生活中也都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或他人的“过去”;按照现象学的说法,对时间、历史的意识就与对“过去”的记忆密不可分。

当这种讲述成为“讲授”,有了确定的内容与方式,而且要通过考试等方式来强化为人们比较固定的记忆时,就有了各门学科的“史”,以及可以被统称为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作为常识,我们都认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说法,即任何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会消除或改说过去的历史,并力图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普遍利益的体现”。这两位思想家在这本书中用一个括号里的话告诉我们:“普遍的东西本来就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那么也就是说,没有普遍的利益,只有阶级的利益。


我们只是一些专门从事理论思维的人,目的只是“解释世界”;当然也想“改变世界”,但知道改变不了,于是也就安于自己的解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原话是“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死后,一八八八年,恩格斯发表这篇短文时,加上了“但是”,于是这段话就变成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在翻译这段话时,把“但是”译成了“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点,在我们的注释中已经有了说明,说明恩格斯“在发表它的时候做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16页注释8)。无论是加上了“但是”还是把“但是”译为“而”,这里的意思其实已经全变了,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并重,变为了突出或强调“改变世界”。“解释”(说)是为“改变”(做),“说”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做”。其实所谓现代性对人们观念上的一个根本性改变就是只重“做”,只看效果、实用、功利和得失。对这一点做出专门指正的是加拿大的哲学家弗莱切(M Fritsch),大家可参看他的《记忆的承诺:马克思、本雅明、德里达的历史与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零九年版)一书的“导论”。我们之所以提及这段往事,仅仅出于理论上的便利;就是说,也许在马克思看来,“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同样重要,难的只是“改变世界”。这样理解,就给了那些只想“解释世界”的人更大的理论空间。当然,理论总是要为需要服务的,就如我们之所以要讲述“过去”,实际上关涉到如何设想“未来”。

我们关心的其实就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人生意义,是由我们的“过去”赋予的;我们关心它,倒并不在想讲出自己心目中或眼中的“真实”,而在关心“过去”对我们的“未来”而言到底有何意义,所谓的“今天”,不过就是不断向我们走来的“未来”而已。没有了“过去”,当然也就没有了“今天”。过去之有意义,是因为我们还活在今天。我一直在想,无论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都会始终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包装我们的今天,我们到底想给世人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就如同出门穿衣一样,要出门,就要穿衣,穿什么衣,总要看自己的“过去”有什么衣,然后才谈得上挑选、搭配。历史或者过去对我们的意义,就如同如何用过去的“衣着”包装我们此刻的“出门”一样,没有我们的“过去”,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也许在许多人看来,“过去”中可挑选出来的漂亮衣着实在不多,我们与其只拣好的穿,还不如把那些破烂东西也抖搂出来,让世人知道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甚至知道我们的今天也并不怎么样。这当然是一种面对“真实”的要求,而且是为了以后,相信以后肯定会比我们的过去(包括今天)好。这里面有一种出于信念与信心的坚持,一种相信未来会更好的信念与信心。

对于没有了这种信念与信心的人来说,他们自然会总拣那些自以为漂亮的衣服来穿,或者干脆对那些总想着如何包装自己的人嗤之以鼻,觉得自己的过去只不过是一堆垃圾。  我不得不承认,在“虚幻的共同体”、“抽象的普遍利益”、“以国家名义表现出的特殊的独特利益”以及个人的或者理解为“坐稳了的奴隶”的利益这一总体背景下,当“真实”真的已经变得遥不可及(漠不关心),而且我们谁的手也都不那么干净时,要想理直气壮地讲述“过去”,多少已经显得有些滑稽或底气不足了。

我们从自己的儿女、学生身上也明显感受到了他们骨子里的那种普遍的无意义感,我们也知道无论我们怎样讲述我们的过去,他们其实并不当真,也不在意。


要把“过去”讲成一个故事,无论美好无比还是惨不忍睹,都首先需要意识到自己行走在过去与未来的间隙中;在这种思想的间隙中,由于丧失了一个预先设定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过去通常都是由传统承担的,但传统断裂了),所以记忆(阿伦特说:虽然记忆只是思想的一种方式,但却是一种最重要的方式)中就只有一些零散的、相互间完全没有联系的东西。要把过去讲成一个故事,首先就需要完成思考,以便清晰阐明记忆,完成对它的命名。


这是一种乌托邦吗?卡夫卡式的乌托邦,他告诉我们,有经验的老人与在某种意义上缺少某种经验的年轻人之间其实也可以达成某种和解,就如过去与未来、回忆与展望可以达成和解一样。当然,前提是思索,是思考,是要有思想图景,要有对间隙的意识,对公共幸福或曰公共自由中所包含的“德行”与“荣耀”的回归。


我们如何讲述过去?

作者:陈家琪。

《读书》2014年2期


几年来,去图书馆经常会捧一本《读书》看。

爱它,因为我从来都看不懂它。